十月，北方农村的秋天来得迅疾而凛冽。天刚蒙蒙亮，山坳里的风就裹着霜气钻进土坯房的每个缝隙。母亲起身时，被我扯得脱了线的棉被角从炕沿滑落，她掖了掖，轻手轻脚地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。
门外，打谷场上已传来邻家石磙碾过玉米的闷响。父亲早在前年进城打工时摔伤了腰，家里十二亩地的收成全落在母亲肩上。今年夏天大旱，河床裂得像老人的手背，玉米秆子只长到往年一半高。母亲蹲在地头哭了半晌，起身时眼里只剩下一片干涸的坚定。
“妈，我也去。”我赤脚跳下炕。母亲回头，晨光勾勒着她单薄的轮廓：“念你的书，地里脏。”但我还是跟去了，像条小尾巴。我知道，她那句“脏”里藏着的，是不想让我过早触碰到生活粗粝的真相。
秋天的田野呈现出一种疲惫的金黄。母亲握着镰刀走在前面，刀刃与玉米秆摩擦发出干燥的“嚓嚓”声。我跟在后面捡穗子，手指很快被锋利的苞叶划出细小的口子。母亲发现了，从怀里掏出半卷褪色的胶布，撕下两条缠在我指头上。她的手掌粗得像树皮，却异常轻柔。
晌午的太阳毒辣起来。我坐在田埂上吃母亲带来的午饭——两个掺了玉米面的黑馍，一截自家种的黄瓜，还有一小罐咸菜。她自己却说不饿，埋头继续割着。直到我硬把半个馍塞进她手里，她才蹲下来小口吃着，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剩下的半亩地。
“妈，为什么咱们家这么穷？”这个问题在我喉咙里滚了许久才冒出来。
母亲的手顿了顿。她望向远处起伏的山峦，那里埋着她的父母，也埋着她从未走出过的人生。“老天爷给每个人都备了份粮，”她慢慢地说，“有的装在金碗里，有的盛在陶罐里。咱们的罐子是糙了些，可仔细捧着，也能安安稳稳走到头。”
下午，二叔开着拖拉机来帮忙运玉米。看到我家地里稀稀拉拉的穗子，他叹口气：“嫂子，今年这收成……公粮怕是都交不齐。”母亲直起腰，抹了把额头的汗：“先把孩子的学费留出来，剩下的，再想办法。”
学费。这两个字像块石头压在我心上。初三了，我是村里唯一还在念书的女娃。每次从书包里掏出课本，都能感受到背后那些目光——有羡慕，有不解，更多是“女娃读书有什么用”的嘀咕。
黄昏时分，最后一车玉米拉回了打谷场。母亲顾不上歇息，开始连夜剥玉米皮。煤油灯下，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，指尖翻飞间，金黄的玉米棒逐渐堆积成小山。我帮忙剥了一会儿，眼皮就开始打架。朦胧中，听见母亲哼起一首很老的歌谣，调子轻柔，歌词是关于丰收和团圆的。
半夜醒来，煤油灯还亮着。母亲趴在玉米堆旁睡着了，手里还握着一个没剥完的玉米。秋夜的寒气透过窗纸渗进来，我轻轻给她盖上外衣，触到她肩胛骨突出的形状，心里突然像被什么揪紧了。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母亲天不亮就背着半袋精选的玉米去了镇上。回来时，她手里多了个布袋，眼里闪着难得的光彩。晚饭后，她神秘地把我叫到里屋，从布袋里掏出一件天蓝色的毛衣。
“试试，看合身不。”
我愣住了。那毛衣的蓝色像雨后的天空，柔软蓬松，领口还绣着几朵白色的小花。在我们这个连书包都是母亲用碎布拼成的家里，这样一件崭新的毛衣简直是奢侈品。
“妈，这得多少钱……”
“你穿着好看就值。”母亲帮我穿上，左右端详，笑容从眼角细细的皱纹里漾开。后来我才从二婶那里知道，母亲卖掉了她出嫁时唯一的银镯子——外婆留给她的念想。
穿上新毛衣的那个星期一，我成了全校的焦点。课间，同桌的女生小心翼翼地摸着毛衣的料子：“你妈真疼你。”我点点头，喉咙发紧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母亲给我的不仅是一件衣服，而是一副铠甲，让我能在周遭的怜悯或嘲讽中挺直脊背。
秋天渐深，地里的活计终于告一段落。但母亲更忙了——她把玉米须晒干卖给药铺，收集鸡毛做成掸子，甚至学会了用高粱秆编蝈蝈笼子让父亲带到集市上卖。每个深夜，我做完作业抬起头，总能看到母亲在灯下忙碌的身影，她的手指被各种活计磨得粗糙不堪，却灵巧得能变出生活所需的一切。
十一月初，第一场雪落下来之前，母亲带我去了趟后山。霜打过的柿子树挂着零星的果子，红得像小灯笼。母亲小心地摘下一颗递给我，罕见的苦涩后是一丝清甜。
“像不像咱的日子？”她问，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，“先苦后甜，总会有甜的时候。”
那天我们摘了一筐柿子，母亲说要晒成柿饼，过年时拿到镇上能换点钱。下山时，她指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口：“山那边还是山，可再往远处走，听说有平原，有城市，有看不到头的好光景。”她转头看我，“你得走出去看看。”
期末考试前的晚上，我复习到深夜。母亲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糖水蛋——家里仅存的三颗鸡蛋，本该留给父亲补身子的。她看着我吃下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本子。
那是她的记账本，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收支：“卖玉米三十斤，收入十二元……购盐一包，支出一元……女儿学费，预留二百元……”最后的空白页上，她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：“小慧读书用，不可动。”
我的眼泪“啪嗒”掉在本子上，模糊了字迹。母亲慌了，笨拙地给我擦泪：“这是干啥，好好念书，妈等着享你的福呢。”
那年冬天，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。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，母亲正蹲在院子里喂鸡。她接过那张薄薄的纸，手指微微颤抖，反复看了好几遍，然后把它贴在胸口，闭上眼睛。夕阳给她镀上一层金边，我第一次发现，不到四十岁的母亲，鬓角已有了白发。
离家的前一天晚上，母亲把我的行李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：洗得发白的被褥，补丁打在里面的衣服，还有一罐她腌的咸菜。最后，她塞给我一个小布包，里面是皱皱巴巴的一叠零钱——最大面额是五元，还有不少毛票。
“妈，这钱……”
“拿着，城里花费大。”她按住我的手，“别担心家里，开春了，我打算把东边的坡地改种药材，农科站的人说值钱。”
我看着她眼里的光，忽然意识到，这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村妇女，正在用她所有的智慧和坚韧，为我劈开一条通往远方的路。而这条路，她自己也从未走过。
第二天清晨，母亲送我到村口。班车开动时，我回头望去，她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，蓝布衫在晨风中微微飘动，像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。车拐过山脚，她的身影消失在视野里，但那抹蓝色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。
很多年后，当我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，每当遇到难关，眼前总会浮现那个秋天的田野，母亲弯腰收割的背影，还有她说的那句话：“老天爷给每个人都备了份粮，有的装在金碗里，有的盛在陶罐里。”
我终于明白了母亲陶罐里的粮食是什么——是深秋霜晨里掖好的被角，是煤油灯下哼唱的童谣，是卖掉银镯换来的蓝色毛衣，是记账本上“不可动”的三个字，是站在老槐树下越来越小的身影。她把生活所有的苦都沉淀在罐底，把最精华的、毫无保留的爱，全部盛给了我。
这个贫穷的农村女人，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母爱——不是锦衣玉食的给予，而是在贫瘠土地上种出希望，在萧瑟秋日里守护春天，在有限中创造无限的可能。她的爱就像北方秋天的阳光，看似清冷，却能穿透最厚重的云层，温暖生命里每一个寒冬。
如今，母亲老了，接她到城里住，她总不习惯。她说闻不到泥土味睡不着觉。每个秋天，我都要带她回乡住上一段。她依然喜欢下地看看，摸摸庄稼，闻闻稻香。夕阳下，她的白发和金色的稻浪融为一体，那么和谐，那么美。
那个曾经问“为什么咱们家这么穷”的小女孩终于懂得，原来在爱的国度里，我们从未贫穷过。母亲用她的一生，在我心里种下了一片永不凋零的秋天，那里有最饱满的收获，最温暖的阳光，和最坚韧不拔的生命力。